【摘要】诈骗罪是否有单位犯罪，答案是否定的。依据【刑法(2020)】第266条，普通诈骗罪未将单位列为犯罪主体，只能由自然人承担刑责。合同诈骗罪依第224条与第231条明文可由单位构成，二者边界在于是否利用合同、是否在签订履行中骗取财物。单位借合同行骗时触发双罚制，普通诈骗则无单位主体空间，区分两罪对定性量刑均有实质影响。实务中应按行为是否嵌入合同关系分别归入对应罪名。
【目录】
一、诈骗罪是否有单位犯罪的法定结论与条文依据
二、合同诈骗罪可由单位构成的双罚制适用边界
三、两罪主体与手段要件对比：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的边界拆解
四、实务中混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典型情形厘清
五、从诈骗行为到合同诈骗：单位涉罪甄别要点自查
一、诈骗罪是否有单位犯罪的法定结论与条文依据
诈骗罪是否有单位犯罪，答案是否定的。
依据【刑法(2020)】第266条，诈骗罪的罪状表述为"诈骗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的"，条文并未将单位列为本罪主体。
【刑法(2020)】第30条明确，只有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危害社会行为，单位才负刑事责任。
由于第266条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构成诈骗罪，诈骗罪是否有单位犯罪便缺少法定前提。
换言之，单位本身不能直接成为诈骗罪的犯罪主体，相关责任仍落在具体实施欺骗的自然人身上。
这一结论在刑法理论与司法适用中均属通说，不存在单位作为诈骗罪主体的空间。
单位犯罪以"法律规定"为门槛，并非任何罪名都能自然套用单位主体，这是理解本罪的首要前提。
诈骗罪是否有单位犯罪之所以常被误认，源于部分单位以企业名义对外实施欺骗，但名义不等于主体资格。
当单位决策层授意、员工执行骗取他人财物时，被追责的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而非单位整体。
因此，回答该问题必须回到第266条与第30条的体系解释，而非仅凭行为外观判断。
即便单位账户收取了被骗款项，也不改变诈骗罪主体仅为自然人的定性，款项去向只影响退赔与追缴，不影响罪名主体认定。
二、合同诈骗罪可由单位构成的双罚制适用边界
与诈骗罪不同，合同诈骗罪在法律上明确可由单位构成。
【刑法(2020)】第224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，列明在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财物的五种情形。
【刑法(2020)】第231条进一步规定，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处罚责任人员。
合同诈骗罪属于该节罪名，故单位能够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。
一旦单位构成合同诈骗罪，依【刑法(2020)】第31条双罚制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同时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
这一点恰好反向印证了诈骗罪是否有单位犯罪的问题——普通诈骗罪无此单位主体条款。
对比来看，诈骗罪是否有单位犯罪与合同诈骗罪是否可由单位构成，是两个不能混为一谈的法律判断。
企业以单位名义、为单位利益实施合同诈骗时，才触发第231条与第31条的双重追责结构。
若单位仅出借公章、未参与决策与分赃，通常不能径直认定单位构成合同诈骗罪，仍需审查单位意志与利益归属。
区分单位意志与个人行为，是适用第231条不可省略的事实环节，避免把员工个人诈骗错误升格为单位犯罪。
三、两罪主体与手段要件对比：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的边界拆解
厘清二者边界，关键要区分普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边界。
两罪最直观的分界在于：行为是否发生于合同签订、履行过程，是否利用了合同这一载体。
普通诈骗罪不要求任何合同关系，财物交付源于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的自愿处分；合同诈骗罪则嵌套在合同关系中。
下表从主体、手段、发生场域、单位主体四个维度对两罪作边界对比。
| 对比维度 | 诈骗罪（第266条） | 合同诈骗罪（第224条） |
|---|
| 主体范围 | 仅自然人 | 自然人与单位均可 |
| 行为场域 | 不特定交往场景 | 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 |
| 欺骗载体 | 任意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| 围绕合同权利义务设骗 |
| 单位犯罪 | 刑法未规定，答案是否定 | 第231条明文允许 |
| 法律后果 | 自然人刑责 | 双罚制：单位罚金加个人刑罚 |
通过上表可见，诈骗罪是否有单位犯罪在条文层面直接对应"单位犯罪"一栏的否定记载。
合同诈骗罪的单位主体资格来自第231条的章节性拟制，而非第224条正文本身列举。
实务中常有人把"单位出面骗钱"笼统归入诈骗罪，但落点仍在合同关系时应为合同诈骗罪。
因此诈骗罪是否有单位犯罪的判断，必须结合行为是否借助合同、是否发生在履约环节来定性。
两罪在数额入罪标准、量刑档位上亦存在规范差异，定性错误会连带影响追诉门槛与刑罚裁量。
合同诈骗罪的刑档以"数额较大、巨大、特别巨大"为阶梯，与诈骗罪同采比例递进，但适用场景完全不同。
【提示】第224条正文未逐字写"单位"，单位主体资格由同节第231条统一赋予，切勿因第224条表面无"单位"二字而误判其不能由单位构成。
四、实务中混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典型情形厘清
司法实务里，本罪的单位构成常与合同诈骗罪的单位构成被一并误读。
典型情形之一是：单位业务员以盖有公章的虚假合同骗取货款后逃匿，被害人多以为是"单位诈骗"。
该情形落入【刑法(2020)】第224条第四项"收受货款后逃匿"，应定合同诈骗罪，单位担责。
典型情形之二是：单位散发虚假宣传资料诱使公众付款，却未依托具体合同，更接近普通诈骗罪定性。
此时即便以单位名义实施，诈骗罪是否有单位犯罪仍不成立，刑责归于直接实施的自然人。
典型情形之三是：名为买卖、实为借新还旧的循环骗局，需审查是否真有合同履行动机。
脱敏案例：某建材公司与多家下游签购销合同收取预付款后挪作他用并失联，根据公开情形整理，司法机关以合同诈骗罪追究该单位及负责人的刑责。
上述案例说明，诈骗罪是否有单位犯罪虽否，但单位借合同行骗会转为合同诈骗罪的单位犯罪。
区分的核心仍是"是否利用合同、是否在履约中骗取财物"，而非谁挂名实施。
另外，单位名义借款后挥霍不还，若借款合同真实、无履约欺骗，多按民事违约或挪用处理，不当然进入刑法规制。
五、从诈骗行为到合同诈骗：单位涉罪甄别要点自查
面对一起单位参与的骗取财物事件，第一步应先确认诈骗罪是否有单位犯罪这一前置命题已被厘清。
若事件脱离合同关系，则单位主体问题无关，直接锁定自然人责任主体即可。
若事件嵌入合同签订履行，则进入合同诈骗罪的单位构成审查，比对第224条与第231条。
下列清单可供承办人或当事人快速甄别，但不可替代专业法律判断。
- 欺骗行为是否发生在签订、履行合同的过程中？
- 有无真实合同文本、履约意愿与部分履行事实？
- 财物是否基于合同关系交付，而非脱离合同的随意处分？
- 单位是否以集体决策形式谋取单位利益而非个人私吞？
完成上述勾选后，若四项多数为"是"，则更倾向合同诈骗罪且单位可构罪。
若四项多为"否"，则诈骗罪的定性更稳，而诈骗罪是否有单位犯罪依旧不成立。
最后提醒，诈骗罪是否有单位犯罪的否定结论不影响对自然人共犯的追究。
对被害人而言，定性差异直接关系追偿对象：单位构罪时可向单位主张退赔，自然人犯罪则只能向个人追索。
收集合同、对账记录、沟通痕迹等客观证据，是厘清两罪边界、锁定责任主体的实务起点。
【FAQ】
问：单位以自己名义骗钱，为什么不算诈骗罪是否有单位犯罪？
答：因为【刑法(2020)】第266条未将单位列入诈骗罪主体，第30条亦以"法律规定"为前提。单位名义只是行为外观，不改变罪名主体资格，刑责仍由直接实施的自然人承担。
问：合同诈骗罪的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在处罚结构上有何不同？
答：单位构成合同诈骗罪时依【刑法(2020)】第31条双罚，单位判处罚金、责任人处自由刑；自然人单独构成则仅处罚该人，无单位罚金。两罪基本刑档相同，差别在责任主体结构。
问：没有书面合同、仅口头约定后骗款，算合同诈骗罪还是诈骗罪？
答：合同不限于书面形式，只要存在确立、履行权利义务的真实合意且骗取发生于履约环节，仍可认定合同诈骗罪。若完全脱离任何合同关系，则回归普通诈骗罪定性，且诈骗罪是否有单位犯罪依然不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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